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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英华】被遗忘的中国古乐圣地泸州——从“琴台霜操”论泸州三千年音乐史

更新时间:2025-07-09 23:38  浏览量:2

被遗忘的中国古乐圣地泸州

从“琴台霜操”论泸州三千年音乐史

李云平 宋翔

引 言

尹吉甫是《诗经》的总编撰者,被尊为“中华诗祖”。在尹吉甫故里泸州(古称江阳)流传着一个“吉甫信谗逐伯奇”的典故,泸州人把这个故事叫作“琴台霜操”。这个故事印证了泸州与中国最早的古乐有关。

《蜀中广记》

据扬雄《琴清英》等文献记载,相传西周时期,尹吉甫因听信后妻谗言,将孝顺的儿子伯奇逐出家门。伯奇流落江边,投江自尽,投江前唱出最后的悲歌《履霜操》,表达其对父亲尹吉甫的复杂感情。尹吉甫后来得知真相,万般痛彻,于是弹奏了一首《子安之操》以表忏悔。这两首琴曲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经典之作。

《水经注》

本文以《履霜操》《子安之操》(合称“琴台霜操”)这两首古琴曲的深入探索研究为切入点,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以此来说明泸州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独特地位。泸州不仅是中国古典音乐传播重地,更是南方与北方音乐文化交融的枢纽,泸州音乐文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泸州在中国音乐地理中的特殊地位

(一)古琴音乐的历史地位简述

作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的古琴,传说为伏羲所发明。而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周朝,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如《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旨酒,鼓瑟鼓琴”便提及古琴。古琴伴随中华文明绵延三千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二)《履霜操》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作者、产生时间、地点、典故,以及保留有琴谱记载最早的琴曲

“琴台霜操”历史典故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琴清英》、东汉蔡邕《琴操》等音乐文献。据清·嘉庆《四川通志》《直隶泸州志》记载,“琴台霜操”事件发生于宣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785年,距今已有2810年历史。该典故中《履霜操》为尹吉甫的长子尹伯奇所作,《子安之操》为尹吉甫所作;所作地点在古江阳(今泸州市龙马潭区学士山)抚琴台。产生背景与尹吉甫和尹伯奇有关。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七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三十六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三十七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根据清代嘉庆《四川通志》和大数据考查,尹吉甫与尹伯奇于公元前785年在江阳所作《子安之操》《履霜操》,除比孔子《猗兰》要早约300年以外,也比“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产生时间都要早。其中,比传为春秋俞伯牙所作《高山流水》约早300年,比春秋师况《阳春白雪》约早300年,比传为战国嵇康《广陵散》早500多年,比东汉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早900多年,比隋唐颜师古《梅花三弄》约早1400年,比宋代《平沙落雁》早1880年,比明代《渔樵问答》早2345年,比明代《汉宫秋月》早2374年,比清代《十面埋伏》早2604年,比清代《夕阳萧鼓》约早2605年。

由此可知,琴歌《履霜操》《子安之操》的历史悠久,并且其作者、所作时间、地点、背景事件均有史可考。特别是《履霜操》琴谱从汉代辑佚本传承延续至今,并收录在《琴史》《太古遗音》《西麓堂琴统》等有关琴乐文献中,为考察泸州的音乐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历史依据。

清·嘉庆《四川通志》1984年翻印版(图源: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二、泸州是中国古代音乐传播重地,更是南方与北方音乐文化交融的枢纽

(一)《履霜操》的音乐特征

据四川古琴学会资深人士研究,《履霜操》采用悲腔“凄凉调”,风格古朴苍凉,意境深邃;曲调以散音与按音交替为主,节奏舒缓沉郁,常通过连续的下行音程和空弦散音(如宫、商调式的低音空弦)营造萧瑟、孤寂的氛围,契合“履霜”(脚踏寒霜)的苦寒意境。其音阶结构与泸州民间音乐中的“苦音”特性高度吻合。旋律中多见大跳音程与级进结合,既有情绪的骤然起伏,又有细腻的情感铺陈,似诉境遇之悲。采用“宫调式”沉稳庄重,“商调式”刚劲悲凉,符合古曲“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音律上保留古琴特有的“泛音”技法,清亮空灵,与按音的厚重形成对比,隐喻“霜天”的清冽与人间的沧桑。文化内涵借景抒情,寓含哲理于词乐中,音乐与文学意象深度结合。“履霜”既指自然景象,亦隐喻人生逆境(有如尹伯奇被继母陷害而被逐),旋律中渗透的悲凉感,实则是对尹伯奇“忠孝而被谤”的情感宣泄,体现古代文人“借乐言志”的传统。这种音乐形态很有可能源于古蜀地与中原融合的特殊音律体系,使得《履霜操》经过儒家礼乐思想的改造和演绎,而成为传世的经典琴曲。

《履霜操》琴谱《太古遗音》藏本

(二)尹吉甫何以称作天花板级音乐家

有人说,尹吉甫仅仅凭作了《子安之操》一首琴歌,并且传世只存歌词,乐谱失传已久,何以称得上音乐家呢?

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了解尹吉甫其人对音乐的贡献。尹吉甫创作了琴歌《子安之操》,此歌饱含对儿子尹伯奇的追思和对自己过失的忏悔。其情感真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其子尹伯奇所作的《履霜操》也与尹吉甫密切相关,其通过琴音诉说了尹伯奇的冤屈和忠于自己信念的一种超脱,展现了极高的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尹吉甫家族的音乐素养和家风文化传承。

先秦的诗歌并非单纯的文字,而是“诗乐一体”,诗即是歌,歌也是诗,诗歌是与音乐、唱诵、舞蹈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经》最早称为《诗》《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尊为《诗经》。《诗经》经春秋孔子分类整理后,完整诗篇为305首,加上6首笙诗(有谱目无歌词)共计311首,都是可配乐演唱的。所以,从音乐的角度说,现存的《诗经》就是一本古老的歌词巨著。西周时奉行的是分封制宗法制度,作为西周太师的尹吉甫,除了为周王室掌权八柄、记史典册、治理朝政等任务外,同时还要分管周朝采诗、乐官、王室祭祀等事务。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从周代初年起,王室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了解各地民情、风俗和治政得失等信息,实行采诗制度,即每年通过采诗官在各个诸侯国和藩属地采集诗歌,并整理汇总到当朝太师那里,再由乐官配上乐谱,以演唱、吟诵等方式献给周天子,供其了各地解民俗民情和怡情养性之用。

学界主流认为,《诗经》记载了西周初到春秋中期500余年的历史。另有近代台湾师大李辰冬教授潜心研究《诗经》20多年,在其著作《诗经通释》中认为,《诗经》的诗篇几乎都是尹吉甫所作,其以诗歌形式记载了其经历的西周约50年的传记历史。两种观点各有道理,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取其共识,求同存异的观点立场应该没问题。即第一《诗经》由尹吉甫总编撰;第二《诗经》有多首诗篇是尹吉甫所作。其在编撰与创作过程中,必然对歌词和音乐韵律有着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不仅要保证歌词的文学性,还要考虑与音乐、语言、音韵和吟诵、演唱的配合,使诗歌在诵唱时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他对每一首诗歌的音韵、节奏、配乐等进行把关,保证诗作和音乐的协调,这需要具备高超的音乐素养。这一观点,还可从当下泸州一些收藏家所收藏的清代《诗经集注》等木刻文本中得到印证。例如,其有的篇目在正文页面旁注有正义、音律等信息。说明清代泸州的诗教传承延续了这种诗词配乐使用的习惯。

泸州市龙马潭区学士山尹吉甫抚琴台原貌(20世纪80年代初实景拍摄)

作为西周太师的尹吉甫,其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贡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尹吉甫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这些诗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音乐性。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在文学上有着深远影响,其韵律和节奏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作的诗篇如《崧高》《烝民》《江汉》《韩奕》《关雎》《六月》《出车》等等,基本为四言诗句和双句用韵,大量使用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的连绵词灵活运用,回环往复的韵味,富有音乐之美。尹吉甫其文治武功,博学多才,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乐理素养,因而被周宣王赞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在编辑整理诗歌时,对诗歌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总结出一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音乐理论体系。他虽然没有直接的音乐理论著作传世,但从他编撰的《诗经》典籍中,可看出他对音乐的把握和运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音乐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为后世音乐创作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启示。

(三)《履霜操》与泸州音乐史具有传承延续性

1983年,泸州市城区新区转盘麻柳湾出土了一具汉代早期石棺石刻“婚礼祈祷图”,反映了在先汉时期,泸州先民贵族婚礼祈祷场景。这不仅是泸州的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先汉以前的证明,也展现了泸州的先民早在先秦与汉代时期,就已经把音乐、舞蹈、美酒、巫术融入婚礼祈福的礼仪文化之中,展现了泸州人在汉代以前的商周时期,就已经具备高尚情操、精神信仰和文明追求。

泸州城区出土的汉代婚礼祈祷图石刻(图源:泸州市博物馆)

据当今《合江汉代画像石棺》记载,泸州市合江县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石棺像中,也有乐俑、伎俑等,其中有抚琴俑、听琴俑、击鼓说唱俑、吹箫俑、手鼓俑等,现在存于泸州市合江县汉代石刻博物馆。

泸州汉代石刻抚琴俑造像(图源:《合江汉代画像石棺》)

据《泸县宋墓石刻》记载,2001年,泸州市泸县石桥镇出土有宋代高浮雕男乐官、乐伎、勾栏(戏台)乐舞表演12件,分为舞蹈、乐器演奏、勾栏表演等形式。舞者身着长裙,穿戴飘逸,身姿灵动。乐器演奏者头戴花冠,表情端庄。乐器有鼓、笛、琴、拍板等,证实了泸州在宋代的音乐蓬勃发展和历史传承境况。

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勾栏演奏石刻(图源:《泸县宋代石刻》)

北宋名臣范仲淹,雅号“范履霜”。其一生喜好弹琴,然而其平日只爱弹《履霜操》,所以时人谓之“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中“履霜坚冰至”,本意是行走在晨霜之上,就知道结冰的季节快到了,引申为生活道路不平,警诫自己看到当下的现状,而对未来有所警惕。范仲淹对《履霜操》情有独钟,以此曲来警诫自己,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和对人生深刻理解。该曲传达的忠孝悲情主题思想,与范仲淹所秉持的家国天下之大任、忠义血性之本能、孝廉清正之职守等精神相契合。

据民国《泸县志》记载,南宋大臣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人,曾任泸州知州。他在《重修学碑记》中写道:“泸地虽陋,上领戎、叙,下接巴、渝。士之学者自先汉之初,已能驾齐鲁,故古志谓泸“俗好文雅”。又重以太师吉甫文武宪邦之忠,伯奇援琴履霜之孝,其所熏渍质实而近本。”意思是说,泸州这个地方虽然面积狭小,往上与戎州、叙州(宜宾)接壤;往下与巴郡、渝州(重庆)接壤。有学问的人在先汉之初就能与齐国和鲁国(均在今山东省)并驾齐驱。所以有古志记载说,泸州喜好文雅成风。根本上都是重视尹吉甫“文武邦宪”之忠和尹伯奇“抚琴履霜”之孝的文化的熏陶和润泽。

《清朝秩集》影印件

三、泸州音乐文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泸州音乐文化在时间轴线上的起点,从商周时期的巫师祭祀跳神舞乐,周代时期的贵族琴乐、巴渝舞乐,到汉代宫廷和民间音乐的兴盛,再到唐宋时期的“泸州乐部”,直至明清的酒肆音乐,泸州音乐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特别在宋代,随着泸州酿酒事业的兴盛,音乐文艺与酒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共生关系。如陆游《使君岩》《南定楼》,唐庚《题泸川县楼》,苏轼《浣溪沙·夜饮》等诗作,均提到泸州的美酒和音乐相融的诗句。

泸州音乐吸收了巴蜀、荆楚、夜郎等地域多种音乐元素。这种多元融合的特征,在《履霜操》的悲怆与《子安之操》的超脱中得到完美体现。泸州市博物馆、合江县汉代石刻博物馆藏有汉代抚琴俑、唐代乐舞砖雕等珍贵文物;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有宋代男乐官、高浮雕乐伎演奏石刻、高浮雕勾栏演奏石刻,其中南宋高浮雕勾栏演奏石刻中的抚琴俑的演奏姿态与《履霜操》的琴弦指法高度契合,为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宋代《琴苑要录》描述《子安之操》“清远飘逸”的特点,与泸州道观道教音乐现存的“飘板”“游腔”等演唱技法高度相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泸州老窖酒传统酿造技艺中的“天籁音律”体系,与道教音乐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

崇州“祭孔大典”佾舞照

泸州文庙建于唐代,在市府路步行街位置,近代因缺乏重视和保护,已消失无踪。但泸州有一支活跃的专业研究并传播祭祀礼仪文化的团队——犹龙书院雅乐艺术团,近年都连续策划承办了多届崇州文庙“祭孔大典”,其中笔者亲自参加过两届。从现场仪式表演内容上看,该祭祀雅乐体系中保留了《履霜操》变体琴乐,并且传承了《诗经》记载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乐舞形式。这种将儒家道德教化与地方音乐传统相结合的实践,凸显了泸州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和传播枢纽的特殊地位。

四、结论

通过对“琴台霜操”历史典故中的琴曲《履霜操》《子安操》《诗经》的深入考察调研,我们可以确认琴歌《履霜操》《子安操》起源于西周时期的蜀地江阳(今四川泸州),承载着“伯奇抚琴明孝”“吉甫作歌思过”的典故,蕴含着孝道文化的精髓。尹吉甫《诗经》在中国音乐史中具有元典的价值,并与战国《礼记·乐记》一起,奠定了中国音乐史的根基,丰富了音乐形式,明确了音乐分类,在音乐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泸州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圣地”级别的历史地位。

泸州这座城市不仅保存了近三千年的音乐文化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包容性,成为多元音乐传统交融和创新的重要枢纽。未来研究应当进一步挖掘泸州音乐文化的深层价值,和文艺创作转化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西汉·扬雄,《琴清英》[M].汉魏辑抄版.

2.东汉·桑钦,《水经》,张匡学.《水经注释地》[M].清嘉庆.昌平坂学问所.

3.清·嘉庆《四川通志》(1984翻印版),源于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中心.

4.明·永乐 解缙、姚广孝,《永乐大典》[M].明永乐年间.

5.《新编方舆胜览》[M].南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本.

6.朱长文,《琴史》[M].宋代.

7.谢琳,《太古遗音》[M].明朝正德六年.

8.汪芝,《西麓堂琴统》[M].明·嘉靖乙酉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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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李云平(文化爱好者,泸州市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酒文化研究会理事,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尹吉甫与诗酒研究院院长)

宋 翔〔历史学者,曾任《成都商报》记者、成都电视台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等)导演、北京腾提度文化传媒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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