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音乐舞中的文化相遇

更新时间：2025-08-01 19:34  浏览量：1

不同文化的相遇能孕育出崭新的文化，并给异族带来难以想象的文化异彩，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中珍藏了一幅韩休墓出土的乐舞图壁画。

该墓是唐玄宗朝尚书右丞韩休、夫人柳氏的合葬墓，其夫人下葬年代为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韩休的生卒年代是公元672至740年。画面呈现的是左右两侧乐队，当中两个舞者在各自的小圆毯上跳着胡旋舞的景象。画中的人员构成有两个部分：右侧是跪坐在方形的地毯上演奏着外来胡乐器（箜篌、琵琶、筚篥、钹）的胡人乐队及胡人舞蹈者。左侧则是由唐乐人（汉人）组成的乐队，她们席地而坐，演奏着筝、拍板、笙、箜篌，为唐乐女舞人作伴奏。

雅、俗、胡三乐鼎立

关于胡旋舞史籍中有多处记载，《新唐书》礼乐志载：“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段安节《乐府杂录》也有相关的记载：“舞有鹿骨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都是在一枚圆毯上旋转腾跳的描述，与韩休墓中的乐舞图相吻合。但是胡旋舞并非中原大地固有的乐舞，而是域外传来的乐舞品种，史籍中记载主要来自康国、米国、史国、俱密国等，他们在向唐献方物时一同呈上。自南北朝以来，尤其是隋唐时期胡旋舞在中原十分流行。白居易在其《胡旋女 戒近习也》中载“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盛唐天宝年间胡旋舞的风靡由此可见一斑。通过这幅胡汉乐人同框共演的乐舞图，能够获取的重要信息便是，汉人已经掌握了胡旋舞的伴舞音乐，其舞蹈技艺亦已达到了能与胡乐人同台共舞的程度。

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着自己固有的音乐。周朝我国已出现了“八音”的乐器分类法，将数十种乐器按不同的制作材料分成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八种乐器种类；同时出现了雅乐、俗乐的音乐体裁。春秋时期的管子在其《管子·地员篇》中就已提出了“三分损益法”的乐律学体系；汉代以来民间歌舞丰富，鼙舞、拂舞、公莫舞、白纻舞、槃舞等风行于世。这种固有的音乐体系随着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启出现了新的变化。波斯、印度以及中亚诸国的外来文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渗透显现了冲击性的影响。这些被称为“胡乐”的外来文化与中原固有的雅乐、俗乐构成了雅、俗、胡三乐鼎立的格局，直至初唐。

从汉至唐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那么从汉至唐的七八百年间是如何对待这些外来文化的，是排斥还是兼容？这是当时接受外来文化的重要时期。

隋是秦始皇后又一个大一统时期，也正是丝绸之路以来胡文化入华由渐进达到盛期最为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南北朝，胡乐器已经全部进入中国，隋朝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外来乐器入华。隋初建立了宫廷七部伎，大业中发展成九部伎，隋代短暂的38年历史结束后，唐承隋制。初唐收复了高昌建立了举世辉煌的十部伎乐。然而揭开这十部伎内容，中原地区自身的乐伎只有两部（清乐伎、燕乐伎），其他八部均来自域外（安国、康国、龟兹、天竺、疏勒、高昌、高丽、西凉）。长安当时已是高度国际化的都市，周边诸国人向着长安蜂拥而至。

八世纪的大唐是继五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衰弱后所形成的世界上第二个文化高峰。随后玄宗朝又将初唐禁中的内教坊迁至蓬莱宫侧予以公开化并建立梨园。至此，初唐的国家主义仪式乐逐渐走向贵族化的艺术性乐舞，其中胡乐占有较强的优势。从唐代这一高峰文化的时点所持乐器全貌来看，雅、俗、胡乐器的构成比例如下：

雅乐器，包括鎛钟、编钟、特磬、编磬、錞于、柷、敔、舂牍、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晋鼓、楹鼓、皋鼓、琴、瑟、笙、竽、管、篪、籥等23种；

俗乐器，包括筑、筝、阮咸、撃琴、笙、笛、箫、尺八、方响、拍板、叶（吹叶）、卧箜篌等12种；

胡乐器，包括琵琶、五弦、竖箜篌、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铜鼓、沙锣、正鼓、和鼓、齐鼓、担鼓、横笛、筚篥、角、笳、铜角、贝、桃皮筚篥、双筚篥、义嘴笛等25种。

胡乐器占据的比重一目了然。除此，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风靡于中原。隋前北周武帝时期来朝的阿史那公主陪从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调西域的乐理对唐及此后的宋元乐调均产生深刻的影响，俗乐28调及雅乐84调理论的形成都深受五旦七调的影响。因此，仅从音乐这一视角可见，汉唐间西域音乐对中原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甚至改变了中国的音乐格局。（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